古务运动 · 野获
一些见闻与收获
在野的那一边偶得
古务运动发展小组成员杨洋，是一位来自内蒙的艺术家，最近到四川德阳参与一个艺术项目。而当我们再次得到他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被转运到方舱的路上。跟他一起的，还有一些艺术家与策展人。几天之后，2022年11月15日，杨洋与被隔离的艺术家们一起，在德阳市双东方舱医院，举办了一场名为“方舱过了”的展览。
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方舱举办的艺术展。现在我们想和杨洋聊一聊这件事，以及他的参展作品：
万花筒 | Kaleidoscope
包装现成品 | packaging 双面胶｜ double-sided tape
牙膏｜ toothpaste 洗发水｜ shampoo
220cm×220cm | 2022
古务运动发展小组（下文简称“古”）：杨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就去方舱燥了？
杨洋（下文简称“杨”）：从头说来的话，其实9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就到德阳了，参加一个艺术驻地项目。11月我们开始布展，和很多当地机构的同事，住在一个酒店。8号活动开幕，大家忙了个大通宵。但到了凌晨，我们策展人孟立超就看到有救护车在酒店楼下，他本来以为是上门查核酸，结果回到房间，发现隔壁的人被拉走了，可能是阳性。所以那一瞬间，我们就都变成了次密接。那个时候，我情绪有点激动，就去大堂喝酒，发泄一下，毕竟刚刚开幕就要进方舱，是吧？但自己喝酒的时候想了一下，想了什么就不说了，冷静下来，等着车把我们拉走。虽然我心里还有点抗拒，但又有一些期待——这三年，其实我没有真正进入到很严重的隔离环境里，这次可以真的身临其境去看一看。古：嗯，你是小组成员第一个进方舱的，很不错。那你们隔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？这个方舱展，又是怎么撺弄起来的？
杨：我们这批，大概有七八位艺术家吧，有雕塑的，摄影的，还有搞文学的，加上一些工作人员，都被拉去了，算是组了个团。去的方舱，实际上就是密集的二层集装箱式建筑。铝板隔开，一个一个栅栏的房间。一进去警报就开始响，“您已进入监控区，如何如何”，反反复复响，闪着警示灯。我和策展人孟立超和一位艺术家陈雨，挨在一起住。房间里有热水器，有床，有窗户。对我来说，真挺好的。最起码有个地儿又能待几天。因为我这个活儿干完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广州也不敢回去，我也没有一个正式工作，能在这个地方躲几天，也很不错。借着酒劲，行李都没打开，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六点多，开始送盒饭。清晨天气很好，环境、空气也很好。我就看着窗外，对面的房子有没有人在干嘛。然后我转过头，发现自己屋子里的一些东西。很多医护用的垃圾袋，以前没见过，我就把它铺开看，上面会有一些病毒的标志，还有一些排版的文字，都挺好看，我就用牙膏、洗发水，粘粘的，抹在墙上，把塑料袋粘上。粘了一张，粘了两张，三张四张，慢慢就有一个对角线出现，我就觉得，有了一点形式感，有一点美观。然后我就突然停下来，看着那四个垃圾袋贴在墙上。我开始给隔壁朋友发照片，我说我准备开始干活了，做点东西，你们帮我留着点材料，矿泉水瓶，筷子包装袋，之类。
创作万花筒的材料，陈雨摄
之后，我每天偷偷找他们，取回各种物资的包装，再集合我的，归拢归拢，拿指甲刀和一把钥匙上的小刀，去剪它们，边剪边贴，边剪边贴。到第三天、第四天的时候，策展人孟立超就跟我说，咱们要不一起做点儿事情，把它做成一个展览。于是大家开始聊各自的方案。陈雨是一个建筑师，也是一个摄影师，他想模拟出一个集装箱里巢穴般的空间，表达一种卡夫卡式的，昆虫的隐喻。孟立超想借鉴英国涂鸦画家Mr.Doodle用黑色线条涂自己房间的形式，他想用这种波普的形式，去涂方舱这样一个公共空间。我们三个被这些想法激励，都很激动，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，并且最关键的是——它能消磨时间。当时我们也没有想要怎么样，只是想把它做出来。之后每天大家就发发照片，确认一下各自进度，同时尽量配合防疫政策。医护人员一般不会进我们的房间，所以创作环境也不错。最后几天，我们做收尾工作，想尽办法让它呈现的更像一个展览。尤其是陈雨，他的图纸需要打印，孟立超就找了很多，能配送的打印店，包括外卖骑手，想办法把东西运进来。最后，展览开幕，我们还试着邀请住在隔壁的艺术机构同事来看。
古：具体到你本人，最后做成了一件“万花筒”。但其实我知道，“万花筒”是你的一个长期的系列作品，之前已经有四件，都很有意思。我们可以简单回溯一下关于“万花筒”的来龙去脉。回过头我们再看方舱这件，可能更有趣，你说呢？杨：嗯，关于“万花筒”的创作，和动机，那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当时，新闻报道全是叙利亚难民逃难。我看难民们做了一些很简单的载具，可能是船，可能是一个木板，然后有一个孩子，艾兰·库尔迪，还是被淹死了，他的尸体被海浪冲到了沙滩。我始终不能忘记当时的情绪，可能是某种共情：一个幼小的生命，因为宗教战争的问题，他就死去了。
而就在那段时间，我回到老家，见到妈妈。因为我们是回族，我的妈妈，每天都在绣一些有着伊斯兰符号的现成品十字绣。她会把它当做礼物，送给亲友，比如结婚的贺礼。但是她对十字绣上的文字，没有任何认知，她很麻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一个新疆朋友，问起妈妈，说，这十字绣上的话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妈妈当时就愣住了，她说她不知道，朋友就跟我们解释说，这句话是很尊贵，很尊贵的一句清真言，你用阿拉伯语念，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你才是穆斯林。我当时有点反应，这个反应是——可能很多事情，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，才能让，比如我妈妈真正理解，关于我们这个生来就带着的身份。后来，我找到了那个叙利亚孩子生前在游乐场玩耍的照片，在网上定制了一份十字绣。妈妈开始去绣这张照片。但这个时候，妈妈只知道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孩子，很可爱，她每天都在绣。
妈妈的刺绣过程，杨洋摄
等绣完之后，我给她看了小孩夭折在沙滩的一幕。至此之后，妈妈再也没有去买过那种现成品十字绣。我觉得，这就是我创作“万花筒”系列的一个契机。它是一个转换的开始。十字绣本身只是作为一种消耗时间和体力的动作，但这件事里，到了孩子这里，这个动作或者产出物，产生了真情实感。这个孩子死掉了，因为战争因为宗教他死掉了。这其中产生了一个共情，我觉得妈妈是在做一个转换。
万花筒也一样。它本身似乎只是一个纯娱乐的工具。但是万花筒又能完成一种转换——通过它多面的棱角、色彩、反射，你看到的事物，都会变成一些花纹，一些对称的图案。这也许能成为我自己的某种工作方式。那段时间，新闻上报道了很多关于IS的暴力行为，有视频，也有一些战争中惨烈的画面，我对这种东西，能找到一些愤怒的情绪，或者怜悯的情绪。但有的时候我分享给朋友，他们就说，不要给我看，我接受不了，太恶心，太血腥了。所以我想，我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这些照片，去看这些图像？这个时候我重新想到了关于转换的问题——十字绣，把一件漂亮的礼物，转换到关于小孩子的死亡。反过来看，孩子们的死亡，也应该能转换成一个对宗教和现实有着真情实感理解的东西。我开始去收集一些IS处决人的视频和截图。那段时间我恰好参与一些剪辑的工作，接触了一些关于影像的知识，我就觉得可以用影像来实现这个转换，而那个剪辑软件的特效，名字就叫做“万花筒”。第一版的“万花筒”，我还加入了自己小时生活环境中接触到的音乐——当时，有一些延边的基督教朋友，内蒙的藏传佛教朋友，还有我本身就是回民，也接触了一些伊斯兰朋友。这些朋友们坐下来聊天的时候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但到了音乐那里，我觉得不同宗教背景的音乐，都是好听的。就这样，我把第一版“万花筒”给朋友看，他们觉得，挺有意思。但我最后也跟他们说，这个所有的颜色转换，这些美的视觉，都是来源于你当时接受不了的血腥图片和视频。之后我开始思考：这版“万花筒”我其实只是用了一些网络素材和现成的音乐，没有身临其境感受过任何东西，那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表达，或者是更好的去把一种状态抓出来。所以第二版的“万花筒”，我自己加入进去，去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增加一个自己的配乐，像旁白一样。很久之后，我去了西藏工作生活。在那边，遇到了藏传佛教的一些唐卡，还有坛城。这很吸引我，我就想用坛城的方式，或者是唐卡的方式，借鉴过来，继续延伸万花筒。那个时候，我有一些简单的材料，可以画点东西，我就开始用画去表达万花筒，同时还是用一些现成的网络图案，残忍、暴力、血腥，把它做成万花筒的效果，再用藏传佛教里面的《度量经》，或者是那种打比例的，有结构的，去绘画佛像的方式去打格子，去找对称轴，去画。当时也是条件有限，我就地取材，用工业喷漆，然后用自己的血液，用金箔，银箔，有装饰性的，去完成它。我在广州一个饭店工作，每天都是朝九晚五，体力劳动，很累。当重新拿起画笔，我就想，可能我能继续延伸一下“万花筒”系列。但这时候我又问了自己那个问题：作品之中“我”在哪里？——这一次，我不能再直接生硬的去转换一个图像。我先用特效去处理了一批孩子在战争中夭折的照片，做成万花筒的效果图，然后对着效果图去写生，画的时候没有打格子，没有按照在西藏时候的那种习惯，而是完全很随意的画，所以，第四版的“万花筒”就完全不对称，不好看。至于方舱的这件作品，我当时是用材料去拼贴一些东西，只不过拼着拼着，突然发现它的规格和形式可能就像万花筒一样，它有了某种对称的美感，或者是某种形式上共通的东西。
古：听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我比较好奇，在你说的这种“转换”中，始终伴随着宗教与残酷现实的关系。比如，第一个“万花筒”中使用了伊斯兰、基督教、藏传佛教音乐；第二个“万花筒”更受藏传佛教艺术形式影响。这些不同宗教本身，在你那里并置，你是想要一种差异或冲突，还是一种和解或者共情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；第二个问题是，你的画面元素来源于残酷现实和战争，在你看来，宗教跟它是冲突，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共振呢？杨：对宗教元素并置来说，我想更多强调一种共通性，共情。关于第二个问题，还是一种转换。就像万花筒，它就是一个滤镜，可以让一些东西变得很漂亮，很美。宗教带来了一种仪式感，这跟视觉素材甚至无关。我本身素材也可以是美好的，可以是漂亮的花，颜色，美丽的街景，自然的环境。只不过我就是想借用万花筒，作为一个中介，入口，让大家能够更好的面对那些平时逃避的，不想接触的，残忍暴力的东西。就好像一些真实的故事会图像，放到随便一个媒介上，也可能会被那个媒介所介入，有一些引导在里面。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我找到了一个中间的媒介，宗教也是如此。古：虽然方舱这件作品，就创作来说，有很大的偶然性，而且更接近于自然而然的发生，但现在事后回过头来看，是不是冥冥之中，与之前“万花筒”的创作动机，有一以贯之的东西?杨：我这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因为每一次做“万花筒”，它都会让我有一些新的感觉。虽然它们的形式很像，但是每一件“万花筒”，都会有一些新的问题。方舱这件最大的不同，是它的材料。它是用现成品的包装材料去拼接。以往使用视觉特效的“万花筒” ，是很虚的，这一次，很真实，这个真实是因为材料。使用来源于现实的材料，去拼贴出了一张很视觉或者梦幻的东西，我觉得它在反向的翻译我之前“万花筒”系列的概念。具体怎么反译，我也不多说了。它已经给出很多引导性的东西：你能看到，中间是一个病毒的符号，再往外面一圈是一个康师傅，再往外一圈是消毒纸巾，再往外一圈又是一些纸，然后再往外，又是“吃好喝好”，“海绵宝宝”，一个馋嘴的笑容（就是在筷子的包装上剪下来的），然后再往外，又是垃圾袋，再往外又是口罩的线条。所以，这些“万花筒”的元素组成，它就不是那些抽象的色块儿了，它是很多很真实的素材。前几次，是我用很真实的残忍的东西，造出一个虚拟色块的“万花筒”。我觉得这一次，是一个反向过程。古：可能不止是材料的真实，这次创作的境遇，可能也更加现实。我想问，你做创作，怎么考虑与现实的关系。杨：我自己更多时候，或者说全部时候，我的创作都围绕着我的生存状态，个人的境遇，对于当下的某种环境的反馈。之前的“万花筒”，其实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关注到了一个新闻，它是一种社会现象。这次也是，不可抗力的因素，你遇到了这种状况，然后本能的有一个这样的反应。至于后续，我们把这个展览发到了媒体上，有人关注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跟我倒没什么关系了。因为我觉得做艺术创作就是关上门，你自己在屋子里怎么聊都可以，然后你出去，放在社会上，你要接受——当然，可以不接受——好的批评，不好的指责。其实我们没人介意，也不会去评论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，反而跟我没有关系。所有看到作品的人，看到的只是一个图片而已，他没有经历过我的遭遇，或者说我从小到大个人成长的过程。
杨：说回创作，创作是我自己的事，我在任何的环境下，都会有一些反馈和表达。就像我这段时间，接触了很多摄影师的朋友，然后也从他们那了解到一些摄影的知识，然后我就做了点摄影。有几个我很喜欢，一个叫做《慈母 | 慈父》，这个是我在回民墓区拍摄的。它是土葬，隆起的山包，然后上面长满了植物。背上会写着慈母谁谁谁，慈父谁谁谁。我觉得对亲人的这种思念，与植物的生长放在一起，会变成某种有意思的东西。
慈母｜慈父 Loving mother ｜ Loving father
艺术微喷 ｜ giclee on paper
62×41cm×3pieces Ed.1/3 | 2022
后来我又在路上，就是走路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浪费时间，然后就看到了绿化带，有一片草，真的是没人管，但是长得很茂盛，然后那些草就像海浪一样，就像浪潮一样，它有一些起伏，转折，我突然就对那一片草发呆了很久，拍了那些草。那些草的名字就叫做《浪潮》。浪潮 ｜ Wave
艺术微喷 ｜ giclee on paper
62×41cm×3pieces Ed.1/3 | 2022
然后，我又遇到了一个女生，我们聊到，从小就喜欢保罗高更的画，尤其是他有一幅画叫做《永不再》：夜色当中，一个女人背对着画面，两个男人在窃窃私语，就是那样一副很阴郁的画。我们分享这幅画，就在说，这个画面中的女人，她最后怎么样了？她身后的那两个男人走了吗？那两个男人要是走了的话，女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？然后我们去聊这个故事，去想象那幅画背后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我又拍了。一组叫做《永不再 2022》。想象一幅画，那个女人，最后她起身，扶着身子，扶着头，看着窗外，散乱着头发，赤裸着身体在想什么事情。
永不再 2022 | Never more 2022
艺术微喷 ｜ giclee on paper
62×41cm×3pieces Ed.1/3 | 2022
古：最后，你们在方舱的作品，是不是也被拆了？永远不再的2022，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吗？
杨：其实，我们最后走的时候，孟立超房间里的画，没被擦掉，因为方舱工作人员觉得挺有意思，他们没认为我们在破坏公共设施。我自己的《万花筒》，在我走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往下掉了。因为本身是用牙膏和洗发水儿，粘上去的，它没有那么强的粘度。我听说，后来是被住的人清理掉了，毕竟牙膏洗发水也会有味道。被撤掉了我觉得还好，我留下了一些图片的资料，而且重要的是我想，如果以后再被关到什么房子里，或者再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还可以再去完成这种拼贴形式的“万花筒”，换一些新的思考，带入进去。至于未来创作，我是跟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和遭遇的一些状况，去做作品，也没有很严谨的，很自律的计划。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很放松，这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，但也获得了一些自由。
杨洋
1993年生于东蒙雅克萨
现生活工作于广州
一个患得患失的胖子
文字 I 编辑 I 视觉
为 古务运动发展小组 出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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